我年满14岁后，祖母在智力方面的局限性让我感到难受，而她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开始让我感到太过分了。但是当我还是小孩子时，她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对我的幸福热切地关心，使我爱她并有孩子所需要的那种安全感。记得当我四五岁时在床上醒来时想，要是祖母死了那该多可怕啊!而当我结婚后，她真的去世了，我却无动于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她在塑造我的人生观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她的无所畏惧，她的公益精神，她对习俗的蔑视，以及她不盲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似乎一直对我有所助益，给我留下深刻影响，我认为值得我去效仿。她送给我一本《圣经》，在扉页上题写了她最喜欢的经文，其中一句是：“你不可追随众人去行恶事”。正是她对这条经文的强调，引导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从不害怕自己属于少数。
    和我接触的成年人特别缺乏理解儿童情绪的能力。我四岁时，曾在里士满拍照，摄影师很难使我安静地坐下来，最后终于许愿，假如我坐着不动，他就给我一块蛋糕。这许愿使我欣喜若狂，我就像小老鼠一样安静地坐在那里。拍照非常成功，但我并没有得到那块蛋糕。
    另一次我听一个大人对另一个说：“那个小莱昂什么时侯来?”我竖起耳朵听并问：“是有一个小狮子要来吗(莱昂Lyon与狮子lion同音，译注)?”他们说：“是，他星期天来，他非常驯良，你会在客厅里见到他。”我天天数，日日盼，到了星期天早晨，我又一小时一小时地数着。最后家人告诉我，那头小狮子已经在客厅里，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去了，结果发现他是一个叫菜昂的普通年轻人。一下子我从迷狂态清醒过来，彻底失望了，至今我仍然痛苦地记得那种深深的绝望之情。
    当我尽量回忆童年早期，我记得我抵达彭布罗克邸园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温暖的阳光下，在融化的积雪上行走。我还记得人们把一棵倒了的大山毛榉树锯成木头。我4岁生日那天，有人送了我一个小喇叭，我吹了一整天，还在凉亭喝茶，吃生日蛋糕。我记得姑姑教我颜色和阅读。以后非常清楚的是，不到5岁我上幼稚园，上了一年半，这使我极为快乐。卖给幼稚园的玩具的商店名称印在箱盖上，是牛津街的伯纳斯•斯特里特。到现在，除非我恢复镇静，我总觉得伯纳斯•斯特里特像是阿拉丁的宫殿。在幼稚园我认识了一些孩子，大多数现已没有印象。现在我知道，教我们的有教养的女教师，受过正规的福禄贝尔式的训练，这在当时是令人惊异的先进。我还能记得几乎所有她上课的细节，但最令我激动的是发现黄色加蓝色能变成绿色。
    如果说我的童年都是严肃和认真的，那就完全是误解。我尽可能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乐趣。其中一些恐怕属于恶作剧。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一位留着山羊胡子的苏格兰人，常乘着他的四轮马车来看病人，病人谈病情时，马车就在门口等侯。他的马车夫有一顶精致的大礼帽。我常常爬上屋顶，把腐烂的玫瑰花苞扔在大礼帽的平顶上。它们在帽顶上汁液四溅，而我就极快地缩回脑袋，马车夫还以为烂花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时，我干得更坏，在他赶车时，我往他身上扔雪球，从而危及他和他主人的宝贵生命。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乐趣，在星期天，当公园拥挤时，我就爬上我们院边一棵大山毛榉树顶上，头朝下倒悬在树上，望着人们郑重讨论怎样救援我才有效。看到他们快要做出决定，我就直起身，不声不响溜下来。
    摘自伯特兰•罗素著，胡作玄、赵慧琪译《罗素自传(第一卷)》，商务印书馆出版。伯特兰•罗素是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与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与怀特海合著《数学原理》，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罗素自传一大优点就是非常真实，从不刻意隐瞒，从上文我们可一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上层社会儿童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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