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我国卓有成就的教育思想家和具广泛影响的教育实干家，他不仅有丰富的办学管校经验，而且针对校长工作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系统了解陶行知的校长学思想，不仅有助于重新思考校长工作的本质，而且对提升校长的思想境界，开阔其办学视野，增强其领导和管理能力，也具有不言而喻的现实指导价值。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他必须有高尚的品行
　　
　　记者：一提到校长，人们大都会想到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而陶行知作为中国20世纪伟大的教育家，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和办学经验，他对校长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层次思考和探讨，可是我们对此却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挖掘。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张新平‍：‍‍陶行知一生致力于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科学下嫁”运动，先后创办和领导过南京晓庄学校、上海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等学校，参与过多个教育社团、教育机关的组织管理工作，做过多所学校的校长。与苏霍姆林斯基不同，陶行知从事教育和办学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针对校长工作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校长学思想和体系。对陶行知校长学思想缺乏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记者：有人认为，教育好一个学生，幸福一个家庭；而办好一所学校，则幸福一方社会。作为一校之长，校长的地位和角色至关重要。陶行知曾办过多所学校，做过多所学校的校长，对此一定有着深刻的思考。
　　
　　张新平：在陶行知看来，一个好校长也就意味着一所好学校。校长是学校的精神支柱，“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学校的好坏，和校长最有关系”。校长工作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发展，也体现在它影响着家庭的团结和进步，乃至国家的前程和世运之治乱。“当一个小学校长，不仅是两百学生的导师，而是一两百户、一两千人的导师。其地位的重要好比一个作战的团长。”“做一个学校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
　　
　　校长的关键角色和中心地位，理所当然地要求校长应有德性。因为，只有品行高尚的校长，才能真正起到凝聚人心、引领方向的灵魂作用。“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校长既要讲公德，又要讲私德。公德是服务社会国家的根本，“我们在每一个行动上，都要问一问是否妨碍了公德？是否有助于公德？妨碍公德的，没有做的即下定决心不做，已经开始做的，立刻停止不做。若是有助于公德的，大家齐心全力来助他成功。”而私德乃是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公德的根本，那些不讲究私德的人，通常也是妨碍公德的人。陶行知强调，学校发展应以不损害他校利益为前提，否则这种发展就是不道德的。针对当时个别学校为解决师资紧缺而不惜重金挖兄弟院校墙脚的问题，陶行知明确指出，“增加教员，与其攫取人之所有，不如培植己之所无”，学校发展“总以积极扩张而无损于他校为是”。陶行知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高扬德性对于校长角色的不可或缺性，更在于他言行若一，在学校管理工作中真实践履了他的道德主张。陶行知是一位品行高尚的教育领导者，他爱教乐业、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人师表。他以教人者必先教已为准则，一生严以律己，诚以待人，反对以公肥私、损人利己，为当今校长树立了典范。
　　
　　记者：陶行知很重视校长的德行，把高尚的品行作为校长的根本。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具有高尚品行的校长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质？　　

　　张新平：使命感、责任心和同情心是校长工作的内在动力。校长没有使命感就会迷失工作的方向和意义，没有责任心就会漠视工作的质量，没有同情心就会泯灭工作的热情。1924年，陶行知在一首《自勉并勉同志》的诗中表达了他对使命感的理解和重视：“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认为，这件大事即是改造社会、改造环境。“我们研究学问，非只为增加一点个人的幸福，目的总是要改造社会。”“学问之道无他，改造环境而已。不能把坏的环境变好，好的环境变得更好，即读百万卷书有何益处？”陶行知指出，现有三类教育家很难受人敬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一个真正有使命感的校长，一个真正一流的教育家，一定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和“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人。　　陶行知同样坚持，校长要有强烈的责任心，他认为，责任心并不是空洞的，校长和教职员工的责任心可在具体繁杂的日常工作中体现出来，他说：“第一点最要紧的，是要‘站岗位’。各人所负的责任不同，各人有各人的岗位，各人应该站在各人自己的岗位上，守牢自己的岗位，在本岗位上努力，把本岗位的职务做得好，这是尽责任的第一步。”“第二点最要紧的，是要‘敏捷正确’。”做事需要熟练、精细和讲究效力。“第三点最要紧的，是要‘做好为止’。有些人做事，有起头无煞尾，做东丢西，……不是一事无成，就是半途而废。我们做事要按照计划，依限完成，就必须毅力坚持，一直到做好为止。”
　　
　　陶行知对校长和教育行政人员同情心的要求也令人印象深刻。他之所以提倡校长和教育行政人员须学习哲学、文学、文化史、美术等课程，是因为“这种学问，一来能使目光远大，二来能使同情普遍。因教育是一种永久事业，非目光远大不足以立百年之基；教育又是一种社会事业，非同情普遍，不足以收共济之效”。同情心既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好习惯”，它只能在现实的生活和教育过程中形成。陶行知要求校长与师生同甘共苦，切不可高高在上，更不能飞扬跋扈、颐指气使，万万“不可摆出做官的态度，事事要和学生同甘苦，要和学生表同情，参与到学生里面去”。　　　　校长要有自己独立的学校观，要做一个行动的校长
　　
　　记者：高尚的品行是一个好校长的必备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一个有德无才的校长是不可能引领出一所好学校的。校长对学校管理的过程，就是不断践行自己教育思想与学校观的过程。在陶行知看来，一个称职校长应该具备怎样的学校观？　　　　张新平：在陶行知看来，作为校长，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学校观。学校观即对于学校组织的根本态度。校长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校观，就会随波逐流、盲从盲动，甚至趋炎附势、依附权贵，“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也正因如此，作为一名校长，重要的是“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陶行知不仅在《我之学校观》中直接申明了他对学校组织的根本看法，还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中系统阐述过他的学校观。归纳起来，陶行知的学校观主要包含三个要点：　　　　第一，传统学校是封闭的，而新学校则是开放的。从前的学校完全是一只鸟笼，而那些改良的学校也无非是放大的鸟笼，我们要努力把小孩子从鸟笼中解放出来。而新学校是开放的，没有围墙，它与整个社会生活紧密相联。“为着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力是必然的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国门，冲开无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所造的铁门。”
　　
　　第二，学校即社会。校长必须明白，办学管校与改造社会是完全统一的一件事。“学校是小的社会，社会是大的学校。”“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寻常人以为办学是一事，改造社会又是一事，他们说：‘办学已经够忙了，还有余力去改造社会吗？’他们不知道学校办的得法便是改造社会。没有功夫改造社会便是没有功夫办学。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能彻骨的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办学而不包含社会改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所以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　　

　　第三，学校是师生共同生活的处所，学校以生活为中心。学校不是教师单方面施展才华的场所，不是“教校”，而是师生彼此合作与相互激励的场所。陶行知强调：“在学校中不能共同做事，一到社会也是不能的。所以要国民有共和的精神，先要学生有共和的精神；要学生有共和的精神，先要使他有共同的生活，有互助的力量。”学生在学校“不是坐而受教”，而是要去主动学习生存之道。“‘生’字的意义，是生活或是生存。学生所学的是人生之道。”
　　
　　记者：独立的学校观无疑是校长成功的重要方面，但我们现在很多校长，对所谓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出口成章，诸如“以人为本”、“教育就是服务”等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在学校管理实践中却大行违背这些理念之实。先进的理念固然重要，但如果落实不到行动上，那只能是纸上谈兵，毫无价值可言。

　　张新平：陶行知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教育思想家，也是一位躬于实践、敏于行动的教育领导者和校长。他一生操劳于各种形式的办学和社会改造，以至于没有时间从事较系统的理论研究。陶行知曾明言：“对生活教育，我不反对有人作理论研究，发挥它，但决不应看作完成的东西。我一生只想多做些事，现在要做的事又太多了。我不仅没有时间写一本书，就是连短文章也没有时间多写。”陶行知告诫校长们切不可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一定要做一位行动的教育领导者。校长的智慧和知识是在行动中产生的，“你能行动，行动才生困难，想法解决了困难，才是真知识的获得。……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校长必须了解，行动是校长知识的来源。“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
　　
　　陶行知重视行动，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可做佐证：一是他极力强调“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指出，“中国现在的教育是关门来干的，只有思想，没有行动的。教员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所以那种教育是死的教育，不是行动的教育。”二是高度重视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他进一步强调，“不做无学；不做无教；不能引导人做之教育，是假教育；不能引导人做之学校，是假学校；不能引导人做之书本，是假书本。”我们由此引申说，不行动的不是校长，只说不做的是假校长。　　　　校长要有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要做民主的倡导者和领导者
　　
　　记者：在信息交流手段日益发展的今天，校长们并不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而是缺乏结合自己本校实际的“本土化教育观”。校长如何在纷纭复杂的信息流面前，捕捉并生成自己独特的教育观，可能更为重要。
　　
　　张新平：校长工作是一门极富创造性的事业，它最忌讳的就是简单模仿。陶行知对那些过分推崇外国学校教育制度的所谓“新人物者”给予了批评。他指出，“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他将那些盲从外国的人员形象地比喻为东洋车夫，认为这是一种懒汉式的抄袭行为。“现在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以前的教育，都是像拉东洋车一样。自各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把他们在外国学来的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不问适合国情与否，只以为这是文明国里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里拉过来，再硬灌在天真烂漫的儿童的心坎里，这样儿童们都给他弄得不死不活了，中国亦就给他做得奄奄一息了！我以前也是把外国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的东洋车夫之一，不过我现在觉到这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我国办教育的人，多半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一国拉厌了，又换一国，到底是拉来干吗？我们应当觉悟，唯独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建设适合国情的教育。”1943年，陶行知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创造宣言”：“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陶行知不仅深刻论述了创造精神对于校长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创造性地应对办学管校中的各种困境和矛盾树立了榜样。譬如，为解决农村学校量少质次、农民生活困难的问题，陶行知创设了南京晓庄学校，希冀它担负起改造乡村生活的重大使命；又如，为贯彻“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之工学团”的办学宗旨，陶行知创造性地提出了小先生制，教学方法上强调“即知即传，即传即联”，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当时的师资瓶颈难题。　　　　记者：学校要发展，仅仅校长具备科学的方法与创新的精神还是不够的。激发每个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是一所学校蓬勃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作为校长，在繁杂琐碎的日常学校管理中，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张新平：要做到这一点，校长首先就应做民主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因为校长与师生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平等合作的相互教育的关系。陶行知认为，校长要将民主视为工作的第一原则，“需要根据民主思想从根本上重建学校及学制，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在中国蓬勃发展”。校长要确立正确的下属观，要放得下架子，听得进不同意见，尤其是来自下属的建议和批评，不要孤芳自赏，也不要唯己独尊，更不能刚愎自用。陶行知曾感慨地说：“校长对于我们，我们对于学生，多少都存在着一些要不得的独裁作风。中国现在，自主席以至于校长教师，有意无意的，难免是一个独裁。因为大家都是在专制的气氛中长大，为独裁作风所熏陶，没有学习过民主作风。”他强调，“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做一个独裁校长是千不该、万不该的事情。”
　　
　　校长工作是一项专门事业，需要也值得校长们全身心地投入
　　
　　记者：随着校长负责制的逐步推行，校长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有人认为校长好比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可以进入专业市场进行选择和评聘。不知陶行知在这方面持什么观点？
　　
　　张新平：虽然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校长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在陶行知眼中，校长工作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要当它为一种专门事业看待，要以专门的目光研究它，要以专门的学术办理它。”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之所以落后，原因固然复杂，但人们错误地认为校长职务“可以不学而能，人人会干，无须特别的训练，更无须科学的研究”，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强调，像教育事业发展中的计划、师资、课程、经费、设备、考成及劝学等诸学问，校长不经专门学习和培训是难以胜任的。要成功推行义务教育，就必须加大对于校长和地方教育行政人员的培训力度，“中国若想推行义务教育，非将地方办学人员与教员同时分别培养不可。”“故中国不想推行义务教育则已，若想推行义务教育，必从培养改良地方办学人员入手。”
　　
　　记者：既然校长工作是一项专门事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征，那校长应该如何加强自己工作的专业化进程？要做到这一点，校长应进行哪些努力？
　　
　　张新平：校长工作是一门科学，它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需要也值得校长们全身心地投入。陶行知认为，校长要专人专任，既不可提倡政府官员兼任校长，亦不可提倡校长同时兼任数个职务。政府官员兼任校长，其后果只能是，学校变成衙门，教育变成办公，创造变成维持，循循善诱变成整齐划一。诚然，普及教育需要借助政治来予以推动，但政治如果过度地干涉教育和校长工作，就“可以毁灭教育”。另一方面，校长也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可能真正担负起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和“国家万年根本大计”的重任。“人的一分精神，只能专做一件事业，一个人兼了十几个差使，精神难以兼顾，他的事业即难以成功。”国家把一个完整的学校交给校长，校长就必须用整个的心去做好这项工作。陶行知的“整个的学校应当有整个的校长，不应当有命分式的校长”这一名言，值得当今的校长们谨记。
　　
　　与此同时，陶行知很注重对校长培训知识基础的研究。他在《新学制与师范教育》中强调，“究竟一位县教育局长、市教育局长、中学校长、初级师范国文指导员、小学校长、前四年的小学教员、幼稚园教员应当学的是什么？要多少时候学了？如果一时不能学了，究有什么可以缓学？可以缓学的究须多少时间才能补足？我以为这种分析的手续没有办到之先，若想定各种人员养成的时期总是勉强的。我们最需要这种分析的手续，但不能立刻办到，我姑且提出来作为继续共同研究的起点。”他呼吁教育研究人员要重视研究培训的知识基础问题，“我很希望研究师范教育的同志，早些把教育界各种职务所需之学识、技能、详细分析，再会合起来，看他们究竟要几多时候可以学得会，学得好。”（来源《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