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幼儿园课程发展的路径分析

作者：潘茂明来源：国家开放大学教育学院上传时间：2013-08-20

我国的幼儿园教育已历时一百多年，幼儿园课程改革一直是其发展的核心和主线。抚昔追今，百年中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历史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幼儿园课程发展经历了什么，今后还需要再做些什么。未来与历史是一脉相承的，谁也不能割断这种传承的联系。我们需要依据历史分析思路，冷静地回顾与反思中国幼儿园课程发展所走过的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继承历史遗产与经验的基础上，顺应世界学前教育发展潮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不同地域实际的幼儿园课程。

一、“外国化”——百废待举的权宜之策

所谓“外国化”是指简单地移植、照搬外国幼儿园课程的思想与做法，按鲁迅先生的观点就是“拿来主义”。这种课程发展路径的做法最为简便，技术难度也最小，因而也最容易大范围推广开来．但“外国化”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峙中引发的水土不服最多，遭受的反弹也最大。

在现代意义的学前教育刚刚传播到中国时，最为常见的做法就是将幼儿园课程“外国化”。清朝末年，我国学前教育一穷二白，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尽快建立一套完整的幼儿园课程以填补空白，而当时主要引进的是日本幼儿园课程，采用日本教材、玩具和教法。甚至将“日语”列为必修科目。尽管它有很多不足，但这似乎是当时所能引进的最合理的课程(文化相近、日本模式已有融合经验)，其积极的意义在于：这是我国教育制度史上最早的幼儿园课程，为我国幼儿园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领域，而且对之后我国幼儿园课程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就是“外国化”的历史合理性。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最初以老解放区的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同时借鉴苏联幼儿教育，并很快就抛弃了陈鹤琴等人的单元中心课程，全面学习苏联分科课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全盘苏化是我国幼儿园课程的另一种“外国化”。

尽管如此，“外国化”终究只是个铺垫性质的权宜之策，所引进的幼儿园课程也不可能完全适应中国的国情。需要警惕的是，当前我国幼儿园中还存在不少照搬外国幼儿园课程的“外国化”倾向，如蒙台梭利幼儿园课程。此外，相关研究还表明：中国幼儿园课程的价值观取向与欧美国家几乎相同。这也间接证实了，“外国化”在当前我国幼儿园课程中仍然有巨大影响。

二、“中国化”——特殊国情的理性选择

所谓“中国化”是指在继承中国教育传统和中华民族儿童蒙养思想的前提下，消化、吸纳国外先进的幼儿园课程理论与实践经验。使之成为适合中国的幼儿园课程实践。“中国化”强调把非中国的课程化为中国化的课程，着眼点不在中国自有的经验和创造，而是外国幼儿园课程的中国化转变，所以“中国化”实质上是一个自内而发的“文化殖民”过程。

(一)“中国化”的实践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蒙台梭利、福禄贝尔、杜威等人的课程思想传入我国，引起了幼教工作者的反思。针对当时我国幼儿园课程外国化、宗教化及非科学化等弊端，陈鹤琴、陶行知、张雪门等人借鉴外国课程思想，开展了幼儿园课程“中国化”改良运动：陈鹤琴在南京鼓楼幼稚园探索“单元中心”课程(即“五指活动”)，陶行知在南京燕子矶幼稚园实践生活课程，张雪门则是在北京孔德幼稚园(现北京东华门幼儿园)开展行为课程。他们的课程改革实践创造了民国时期幼儿园课程的辉煌成绩，也开创了幼儿园课程中国化、科学化的道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各种教育理论和课程理论陆续引入我国，如认知发展理论、社会建构理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开端课程、方案教学、瑞吉欧教育体系等，它们对原有的幼儿园课程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我国幼教工作者针对幼儿园课程实践中重上课轻游戏，内容上六科割裂、形式上“小学化”倾向等弊端，在重新学习陈鹤琴、陶行知等人幼教思想的同时，借鉴外国幼儿园课程理论和实践，开展了幼儿园课程改革。这场改革也一直持续至今。它打破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分科课程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中国幼儿园课程改革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态势。

(二)“中国化”的策略

第一，大规模学习外国先进课程理论。从我国的学前教育发展水平来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学习外国仍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但绝不是要奉它们为“金科玉律”，而是视其为重构的元素，吸纳其课程精神。例如，当学习瑞吉欧方案教学时，我们应认识到，纯粹地照搬瑞吉欧教育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重点要学习瑞吉欧课程的精神。

第二，扎根本土幼儿园课程实践。一个课程理论是否合理需要幼儿园教学实践的检验，一个好的课程理论也只有在实践中运用才能转化为教育成果。只有通过扎根我国幼儿园实践获得的“泥土”经验，才能使我们发现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理论，需要的是什么课程。现阶段百花齐放的课程实践正是在积累“泥土”经验。

第三，梳理教育传统，以“重叠共识”为基点，寻找中西幼儿园课程理论的结合点进行理论整合。通过理清我国教育传统的脉络，找到我国幼儿园课程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种种可能。在中西课程理论间寻找“重叠共识”，将此作为两者融合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那些需要且能被我们消化、吸收的。我们就将它们整合到幼儿园课程理论体系中，否则便将之弃置。这是“中国化”的重要生长点。

(三)“中国化”的困境

第一，与“外国化”的移植式做法相比，“中国化”的做法似乎是投入多而产出少的工作。现今处于功利文化日趋风行的时期，在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环境中，幼教工作者要进行幼儿园课程的“中国化”改良，不但要抵御住世俗的压力(或反对阻力)，还要保持坚定的信心，这无疑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第二，与“外国化”的移植式做法相比，“中国化”的做法是远为复杂而艰难的。要想整合外国的幼儿园课程理论，既需要对中国当前幼儿园教育实践与中国教育传统有相当程度的认知，又要对外国的学前教育理论有相当深度的理解。

三、“本土生长”——对话发展的必由之路

所谓“本土生成”是指经由中国自身的幼儿园课程实践和理论积淀生长出的适应中国文化的自有幼儿园课程，其实质是发源于中国社会内部的文化自我演进过程。中国学前教育欲在教育全球化的时代争取必须的发展空间与资源，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国的幼儿园课程理论和实践能与发达国家的幼儿园课程进行真正的“对话”。而“对话”发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本土生长”，即在本土的幼儿园课程理论和教育实践差异中生长出新的理论。

如何实现“本土生长”呢?只有面向传统，在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生发而成。为什么可以从传统当中“生长”出“特殊的优势”呢?第一，中国教育和中国文化在历史的积淀中为幼儿园课程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营养；第二，我国的幼儿园课程在百年发展中自身业已形成了一定“特殊优势”的潜能；第三，创造“特殊优势”往往是个体化的劳作，最多不过是少数人的协作，而我国的学前教育现今已拥有数量可观的课程理论研究者和一线学前教育工作者。现今世界主流幼儿园课程理论的产生大多也是遵循这种发展轨迹的。

因此，在生发本土幼儿园课程时，一方面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和欣赏各种社会文化信息，感知和认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事物、环境差别；另一方面，我们的课程也要认识、了解自己所处环境的文化独特性，学会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形成自我文化认同感。

幼儿园课程是整个学前教育的关键组成部分，总结、梳理我国幼儿园课程的发展道路，并不是算旧账，而是要看到成绩和问题，获取经验和教训，弄清楚现在和将来的路怎么走。在教育全球化、信息化和多元化背景下，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向外国学习，实现外来幼儿园课程“中国化”仍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这也是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能有所成就的重要原因。但中国幼儿园课程发展应避免满足于加工“舶来品”，更不能简单地把移植来的外国幼儿园课程当做是“先进理念”，它的长远目标应着眼于怎样更多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增进“本土生长”。中国幼儿园教育欲在教育全球化时代争取发展空间和资源，要求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有“本土生长”的“特殊优势”，为此，我们应面向传统，批判地继承传统，充分挖掘自身的文化底蕴，尝试民族特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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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cicy

关键词：幼儿园课程发展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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