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北京参加会议，话题几乎都集中在如何解决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方面。这些研究和报告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了“新意”，但是却让那些参会的日本学者大受教益，几乎所有的参会日本人都对我说，这样的议题太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才意识到中国教育中所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他们也为一批正在为解决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问题的专家和大学生的作为所感动，赞赏他们的眼光和无私精神。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流动儿童徒然增多，他们大都跟随着自己的父母，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生活在城乡结合部。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处境不利，他们被边缘化，他们得不到城市儿童同等的生活待遇，他们从人生的起步开始就落后了。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没有为他们准备教育经费，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医疗费用，他们能维持基本生活就已经不错了。
　　
　　流动儿童也是儿童，他们中相当数量的人最终会成为城市中的市民。缺失对他们的关注，就是缺失对和谐社会问题的关注，缺失对教育基本价值的认同。
　　
　　我不明白的是，我们整天在讲“教育公平”，整天在喊“对弱势儿童给与关注”，对于放在我们面前的“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不少地方却采取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甚或采取“封”、“拆”、“堵”、“压”的做法。
　　
　　我不明白的是，一些热心于解决“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的尝试和做法迟迟得不到认同，连个基本的身份都得不到，常常只能处于“打游击”的状态。
　　
　　我不明白的是，现在政府开始在学前教育方面大量投入经费了，而这些经费为什么就不主要投入到这些弱势儿童身上，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
　　
　　我不明白的是，一些学者也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关心的是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好了还要再好，他们追求的是卓越，看不起这些“土里土气”的东西。
　　
　　“学前教育要满足儿童的需要”，这句话可能是真理了，问题是，什么才是儿童的需要。
　　
　　问富人：“什么是你的需要？”富人会说：“我需要开宝马车，我需要打高尔夫，我需要住别墅。”等到这些都满足了，他会说：“我要开游艇，我要开直升机。” 等到这些又都满足了，他会说：“我要做慈善。”
　　
　　问穷人：“什么是你的需要？”穷人会说：“我需要有饭吃，我需要有地方住，我需要有工打。” 等到这些都满足了，他会说：“我要吃顿肉，我要有点零花钱。” 等到这些又都满足了，他会说：“我要一个蜗居。”
　　
　　穷人与富人的需要太不一样了！按能满足富人需要的标准给穷人，穷人会不知所措；按能满足穷人需要的标准给富人，则会让富人难以忍受。
　　
　　大批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上城市里来了，他们大都是穷人，他们身上没有钱，或者不多钱，他们的要求很低，低到只要“有一点”就可以的地步。
　　
　　城市需要农民工，没有他们，现代的城市会因为缺乏劳动力而瘫痪。城市从农民工那里得到很多，却付出很少，因为他们的劳动被认为没有高的“性价比”，因为他们的劳动被认为太具“可替代性”。
　　
　　城市是接纳他们，还是排斥他们？是给与他们应有的东西，还是采用“封”、“堵”、“关”、“压”的方式剥夺他们的需要？
　　
　　也许所有有点知识的人都会选择前者。但是，为什么一遇上具体的问题，做的事情却是相反的呢？就连他们的子弟要上幼儿教育机构学习这样一件事情也会那么难？就连一些有识之士为他们的子弟举办的“游戏小组”之类的行为，也会遭到非议和封杀？
　　
　　在国内的学者中，北京师范大学的张燕教授是值得让我敬佩的一位学者。
　　
　　我与张燕的认识，是在数年前我们一起跟着我国的老教育家陶西平先生去台湾访问，那时就知道了她正在搞“四环游戏小组”的事情。以后，我们见得不多，一般的研讨会都见不到她的人影，只是知道她与日本的交往多，与日本儿童学研究会有联系。今年１０月，我们一起在日本的川越见了面，参加了那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不多天以后，我邀请她到上海，参加一个题为“减负增效，群雁齐翔”的专题研讨会。
　　
　　我之所以敬佩她，是因为她心地善良，她以一颗无私的心，始终在为处于弱势的民工子弟呐喊，比起有些学者，她的声音不很强，但是她执着，她韧性，她的善良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的。我之所以敬佩她，是因为她目光犀利，她不像有些学者只是无关痛痒地发表“理想化”的“宏大理论”，在学前教育众多的问题中，她抓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问题，以此为切入口，引出学前教育公平的一般问题。我之所以敬佩她，是因为她行动坚决，果敢，毫不示弱，与其一个弱女子的外表似乎完全不同，从她开始做“四环游戏小组”的那一天起，她不管重重阻力，决不动摇和后退。
　　
　　我与她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是能从其一颦一笑中解读出她的淡定、坚强。
　　
　　在国内的学者中，我之所以敬佩张燕教授的原因，是因为她是一个真正在为学前教育的普及，为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奔走的专家。
　　
　　而今，我国政府以如此之大的力度关注和解决学前教育的问题，其重中之重的问题是与解决“三农”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三农”问题得以很好的解决，社会问题才能得以根本解决。与学前教育有关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1) 我国的学前教育普及率还不高，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基本分布在农村；
　　
　　(2) 随着城市化过程，出现了一大批“留守儿童”，他们的学前教育问题如何解决；
　　
　　(3) 随着城市化过程，大批“流动儿童”在城市里生活，他们的学前教育问题如何解决。
　　
　　在我国，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基本没有被触动，按照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城市居民的子女与进城来的农民工子女享受不同的待遇。这种情况使各级政府都处于两难境地，即“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先前，大多采用的是“取缔”“黑托”的办法，现在则都采取“眼开眼闭”的方式。
　　
　　四、五年前，张燕们对这个关联着社会稳定和教育公平的大问题提出了挑战，用其独特的方式提出了问题。很多人都不理解，有些人甚至不惜一顾，少数人还给予责难。张燕们在挺着，在委屈地挺着，在坚强地挺着。不管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人在非难他们，还是有些学者在责难他们，他们还是在挺着，在十分韧性地挺着，在信心十足地挺着。
　　
　　张燕们挑战的是我国在实现改革开放中必须改革的体制、机制问题，他们触动的是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才会那么困难。
　　
　　但是，他们的思路是对的，中国的问题连“流动人口”的学前教育都解决不了，还去谈什么别的呢？
　　
　　北京的“四环游戏小组”被几次三番地叫停，如果没有一些人执着地坚持着为“流动人口”的孩子呼吁，坚持着举办，那么也许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有人会说，这样一类的事情不应该由民间来解决，而应该由政府一揽子解决。此话不假，问题是那么多年了，还是没有解决，即使在有人呼吁的情况下，依然没有解决。迄今为止，这些为“流动人口”的孩子服务的托幼机构依然没有“身份”。在中国，没有“身份”的事情会很难办。
　　
　　儿童在成长，教育不可拖，等不及。如果轮到自己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谁都不会拖，谁都不愿意拖。为什么碰到了“流动人口”的孩子，可以一拖再拖呢？
　　
　　北师大的张燕及其他同仁在为孩子们呼吁着，他们看不得这些弱势的孩子的教育被耽误了，被人拖延了。我相信，他们与这些民工子弟无亲无故，但是他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为儿童做事，在积极地在呼叫。没有资质、没有资金、没有专职教师困扰着“游戏小组”的“身份”使这些困扰“雪上加霜”，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阻碍他们的行动。
　　
　　作为“四环游戏小组”的创始人，张燕以这样一个“故事”在向全社会说事。我相信他们会成功的，因为他们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