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教育界为配合军事斗争，为教育适应抗战之需与夺取抗战胜利献计献策，形成了强劲的战时教育思潮。他们适时地提出了颇有历史意义的教育应当深刻反省，“战时需作平时看”，“平时需作战时看”和不宜以大学生作兵员等极富建设性的建议，保证了抗战时期各级各类教育的持续发展，而不是因为抗战而全面停辍，从而为抗战建国储备和培育了有生力量。

  战时国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的经费仅次于军费，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8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学前教育遵循着抗日战争时期学前教育方针：“幼稚教育，应使保育与教导并重，增进幼儿身心之健康，使其健全发育，并培养其人生基本的良好习惯。施教对象应推广及于贫苦儿童。”以后，教育部奉行“战时须作平时看”原则，于1939年12月24日公布了我国学前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法规——《幼稚园规程》;1943年教育部对“规程”予以修正，经呈奉行政院令，改为《幼稚园设置办法》，并于同年12月20日以教育部令公布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