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针对择校问题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开设分校和合并学校被认为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之一。今年3月，越秀区12个学校进行大合并，6月，先烈东路小学在珠江新城设立新校区。这些拥有多个分校或合并了多所学校的“大学校”，都存在着“教育集团”的影子。

杭州市为了遏制愈演愈烈的“择校”风，早在2004年就在公立学校开始全面推进“名校集团化”战略，据最近出版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蓝皮书所发布的2008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调查显示，在“中小学校‘择校热’改善的情况”一项，杭州名列全国第一。本报记者日前北上杭州，采访了当地的“名校集团化”的一些做法。

杭州求是教育集团最初叫求是小学，后来，通过“名校+新校”的办学模式，先后接管了新建小区学校竞舟小学、星洲小学，于2002年10月成立了杭州第一家公办基础教育集团。杭州求是教育集团的“连锁办学”之路，在当地被称作“名校集团化”。杭州求是教育集团总校长郑仁东告诉记者，“在求是教育集团，教学的质量标准只有一个，不会因人因事而改变。如今整个集团共制定了300多份工作制度，已经修订到第四个版本，小到绿化养护，大到评优、聘任，覆盖了集团管理的各个方面。以《教导主任目标管理责任书》为例，已从最初的68条细化标准发展成为今天的108条。分校之间的时空距离，则需要通过网络来处理内部事务，甚至通过视频召开各类会议。”

“杭州市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可以概括为初步尝试、全面铺开、深化推进3个阶段。”杭州市教育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高宁介绍，目前，杭州教育集团数已达127个，成员单位460个，在主城区，已有超过1/4的幼儿园和接近3/5的中小学实施集团化办学，幼儿与中小学生受益面分别超过1/3和1/2。杭州市领导把这种做法称为“电梯式”发展模式，在传统发展模式中，新校的成长周期约为10年，而现在，所有新校以及一大批弱校、农校在名校“零距离”示范下大约用了2~3年的周期，实现了向优质教育的跨越。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杭州市走“电梯式”发展之路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重视，并有配套政策作保障，属于“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召开了30多次专题会议，作了80多次批示。

名校集团化发展至今，已有多种办学模式。杭州市教育局初中初等教育处处长蒋锋介绍，“在一体化模式和共同体模式两大基本类型的基础上，杭州各地积极探索多种运作机制，实施‘名校+新校’、‘名校+弱校’、‘名校+农校’、‘名校+民办校’、‘名校+名企’、‘高校+新校’、‘教师进修学校+新校’、‘教科所+新校’、‘热点民办校+公办新校’、‘名园+街道园’等多种办学模式。”

有学者指出，“名校集团化”是十分缓和且有效的“西医疗法”，没有触及到现有教育体系和考试制度，这样的改革容易陷入功利主义误区，裹挟着长官意识、行政考核、唯上心态等诸多毛病，让原本带有自发意识的改革，极易演变成一场大干快上的“运动”。

民盟浙江省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华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杭州名校集团化背后的逻辑是差距合作，这种合作在早期有合理性，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很大贡献，但也有极大的局限性，被带动学校的资源不能有效利用。

温岭是浙江最早推行重点高中招生“分配制”的地区，温岭市从1999年开始自创了一个数学模型来计算各校的分配数。其做法是要看以下三个指标：参加中考人数、中考成绩全科平均分、学校综合办学水平得分。

指标的权重也是不断变化的。改革伊始，分配的依据为各校的综合办学水平得分、参加中考的人数、合格率、优秀率。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发现大部分农村学校的优秀率较低，分配欠均衡，于是在2000年的模型中去掉了优秀率，代之以中考合格率。经过几年的实验，又发现，大部分学校过于热衷督导评估，于是又减轻了综合办学水平得分的权重。经过几年的改革，分配模型逐渐符合实际，趋于科学。在名额比例方面也是递增过程。改革之初，将重点高中招生计划的30%分配到全市每一所初中学校，到2007年分配比例已是100%。

浙江教育厅在2007年开始把重点高中招生名额按一定比例分配到初中学校，并从当年开始，3年内分配比例要提高到重点高中招生数的50%以上。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方红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浙江在“学位分配”上只出台一原则：在分配重点高中招生名额时应以初中毕业生人数为主要依据。

方红峰表示，目前浙江各地有三种做法：第一种是杭州“保送生”做法，杭州平均每年初中毕业生人数在2万左右，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已经不用通过中考就可以直接被各高中学校录取，包括省一级重点普高招收的保送生、职高招收的直升生以及部分学校招收的体育、艺术特长生。其中省一级重点高中招收一千多名保送生。第二种是温岭做法，分配生名额需要参加中考。第三种做法是兼顾杭州和温岭的做法，一部分是保送生，不参加中考，另一部分参加中考。“分配学位”增加了普通学校学生被示范性高中录取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择校热”。

在学位分配上，有两个数字考验着教育部门的智慧。第一个数字是重点高中按多大比例分配招生人数。比例过低，起不到缓解“择校”的效果，但是如果一下子投放比例过大，引起的震动恐怕又会较大。方红峰认为50%用于学位分配，50%用于中考竞争是比较合理的。第二个数字是重点高中按照何种标准分配招生人数，不同的初中分别可以拿到多少名额？学位分配带来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何使薄弱学校从学位分配中受惠，又不会坐享其成不求上进？如何保持优质高中生源差距不会太大？方红峰表示，浙江有些地方为分配生设立中考控制线。例如某高中有500个名额是中考统招，500个名额分配学位，那么统招有统招控制线，分配有分配控制线。如果A初中有50个分配指标，但只有45人达到分配控制线，那么，只有45个分配指标有效，这样，优质高中不会招到分数太低的学生，弱薄学校没有完成分配名额也会有压力。

杭州“名校集团化”的实践得到全国教育界的关注。成都、哈尔滨等地先后前来取经，外来者问，名校集团化办学模式能复制吗？会不会出现南橘北枳现象？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田光成认为，名校集团化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集团”，而是一种管理模式，是可以复制的，这与把日本丰田的技术引进中国，在国内办厂如出一辙。杭州名校集团化是政府主导行为，不是市场行为，所以复制存在一个前提条件。

记者在杭州采访看到，名校集团化虽然在杭州已成燎原之势，但业内最被认可的还是像求是教育集团这样“名校+新校”的办学模式，而受益最大的则是杭州各类大大小小的新建住宅小区。杭州市委、市政府规定，主城区由政府投资的新建学校，原则上只建新学校，不取新校名，不挂新校牌，由名校来领办，也就是实行“名校+新校”的办学模式。而这一点对广州来说是极具启发意义的。广州在城市化进程中，番禺等地已建起大大小小的楼盘，楼盘教育出现孤岛现象。一部分楼盘如祈福新村，提供的是价格昂贵的私立精英教育，另一部分楼盘如星河湾，小区教育被“名校办民校”占据，所收学费也不低。而在番禺洛溪板块，政府推行的是“民转公”政策，不少原有的民办学校被收归公有，“上学难”的问题破解了，“上好学”的问题依然存在，许多住户到老城区“择校”。对于这些楼盘里的公立学校，广州市能否像杭州一样，由公立名校接管，为小区百姓提供平民化的公立优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