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中国教育报》

所写、所信、所行构成了一条推动人生，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之链，这一力量之链在不断地向前推进时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铸就了陶行知的人生奇迹

《中国教育改造》是陶行知在他所进行的中国教育改造试验――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创办一周年之际自编的一本文集，自1928年4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到1934年4月就发行达7版。后经198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再版，1995年东方出版社纳入20世纪经典丛书出版，加之湖南教育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的《陶行知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文集》等多种文集的收入，印行总量颇巨，当是20世纪对中国教育影响至深至远的一本著作。

陶行知在该书《自序》中有几句令众多所谓的教育家或教育学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话：“这部书代表我在中国教育里摸黑路所见着的几线光明。……当选择旧稿时，我曾下了一个决心，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所以我所写的便是我所信的，也就是我所行的。”

对于这段话的较为全面的理解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首先必须明了陶行知这一时期已经形成的基本观念：反传统，反洋化，却不简单拒绝中西文化，而是主张在教育改造过程中坚持“去”与“取”，不问“新”与“旧”、“中”与“西”，只问“适”与“不适”。简言之，中西古今的知识与文化应当是所写、所信、所行的初始条件。

在此基础上，作为一种个体体验，所写、所信、所行的关系又不那么简单，无疑，第一层含义为在“行”的基础上产生“信”，然后用“写”表达出来；仅仅理解到这一层是不够的，所写的所信的还必须用来指导、支配所行的，所行的又在继续不断地修改所信、所写的，这是一个反复地、多维度同时进行的过程。因此有从“教授”写到“教学”，从“教学”写到“教学做”的过程；有对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生利主义与职业教育、学生自治、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的倡导；有以“中心小学”为中心的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有“农业上安根，工商业上出头”的农民出头或中国复兴论；有“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的警唤；还有“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为基本素质的第一流的教育家的标准的确立；还有“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作为学制创新的尺度，科学的精神、美术的精神、大丈夫的精神作为引导学生的目标，“人中人”作为为人的准则，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作为乡村教师必备的条件。这些都是他在所行的过程中产生所信，然后写出来，经过多个回合熔炼出的结果。

然而，所写、所信、所行又不仅仅是一种个体体验，而是由这种个体体验发挥出的社会改造运动，“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一心一德的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便是发起这一运动的宣言，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和改造乡村教育同志会便是这一运动的践行。

将所写、所信、所行看成同一件事，从哲理角度看，是基于“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认识，没有经验的知识就好比没有储备金的钞票，只写不信不行的学者一如滥发钞票的银行，滥发的钞票不值钱，滥写的文字也无多大价值，这本是极简单的道理，却不为众多的人理解，他们仅仅为稿酬、为职称、为学位堆积出如山的文字。

更深一层，所写、所信、所行构成了一条推动人生，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之链，他将所信的变成自己和乡村教师的十八项信条，“并下定决心，终身奉行，始终如一”，用“写”的方式提供大家“共同温习”的媒介，目的在于实行。这一力量之链在不断地向前推进时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铸就了陶行知的人生奇迹，同时铸就了上个世纪上半叶教育上的若干奇迹。

上述体验在我上世纪80年代带着《中国教育改造》一书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时就已悄然生成，之所以现今表达出来，是由于在现在已经比较热的教育或其他各门学科的研究当中，往往只有“所写”，没有“所信”、“所行”，更谈不上形成一个力量之链，于是乎不少人著述等身，但除了累加了自己的职称或学位，对于自己内质的提升，或对于生活得更加美好，或对于一个更为理想的社会的形成不能产生丝毫的力量。这不只是一种悲哀，还是一种社会资源与生命力的巨大浪费，是陶行知所说的消耗的教育或学术，但愿此文能起到提示作用，帮助那些迷于“所写”的人走出迷宫，找到自己的所信，明了自己所行，提高所写的“含金量”，形成对自己人生及对社会发展都较有力的力量之链，用于关爱自己，关爱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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